日前披露的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案，其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雅贿”这一洗钱手段再成关注焦点，而贪官们在文艺领域的洗钱通道远不止玉石，巨额资金的“洗白”需求甚至助推了文艺收藏市场的繁荣。

 

 文艺收藏市场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天然易成洗钱“白手套”
       1、文艺收藏市场特点：成本估算难，“看走眼”的投资失败和动辄十倍的升值都不稀奇

 虽细分起来，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特点，但就文艺收藏市场整体来看，它所具有的很多特点，使得它和一般的商品市场迥异。成本估算困难，估值标准不清，存在“看走眼”和“投资失败”，偶尔还有“千金难买心头好”的现象，动辄十倍百倍的升值也不稀奇。

 

加之文艺收藏市场的交易往往不透明，相对大额现金等更容易转移出境。而在国内，不少人还乐于在藏友之间“淘换”且民间流通多为现金交易，这些都使得其成为最便利的洗钱工具之一。

 

2、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在文艺收藏领域洗钱并不稀奇，“雅贿”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

 

由于查处难度大，投资在艺术领域的洗钱金额也难有正式统计，但各国执法官员和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这股洗钱潮流是“蒸蒸日上”。巴塞尔治理研究所（Basel Institute of Governance，瑞士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就曾提出警告，指出国际间充斥著高度可疑的、非法的交易，且都涉及艺术领域。

 

世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Anti-MoneyLaundering）也曾对中国内地的几个行业可能存在的洗钱行为提出过警告，其中高端房地产业、珠宝和艺术品销售都榜上有名。他们甚至认为这些交易中有20%左右的购买都属洗钱行为。

 

而特别针对官员的“雅贿”历史更是久远，早在光绪七年，就有案例。当时胡雪岩计划向德国、英国的洋商“借洋银”300万两。时任户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宝鋆是必须要争取的人物。但由于胡雪岩并不认识宝鋆，贸然送钱怕会徒劳无功。于是，早已深谙“雅贿”之道的胡雪岩来到琉璃厂，找到一个可信的古董商来作为“送礼”的中间人。宝鋆家中藏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胡雪岩就让古董商去联络宝鋆，说有买家非常喜欢这幅画，愿以三万两白银求宝鋆“割爱”。宝鋆自然知道画虽好，但哪会有这般高价，当下心领神会，告诉古董商愿以君子之德“成人之美”。这笔交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可叫“洗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利用艺术品拍卖洗钱，也是“老手法”了。比较著名的案例在90年代，企业家秋庭为了报答在政策上支持自己的执政党某议员，在欧洲联系好一幅名画的私人藏家及某拍卖行。然后，秋庭以自己资助的日本秋庭画廊和文化基金会的名义，邀请一些文化专家和收藏家，一起到欧洲采购一些名画回日本，作为“丰富日本艺术收藏”和“为国争光”的壮举。但早在欧洲拍卖成行前，议员在秋庭的安排下，就到私人藏家博物馆里“独具慧眼”地以超低价100万美元“买”下了其中一幅名画(正是之前秋庭与收藏家和拍卖行说好的那幅)。时隔不久，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在欧洲拍卖行见证了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位”的顾客追捧，最终被日本秋庭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秋庭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企业家、收藏界的魄力和品位”的同时，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时至今日，中国几乎所有“文化收藏产业”背后都有洗钱的影子

1、传统一些的诸如珠宝玉石、古玩和字画，包括当代艺术品仍是“洗钱”主力

 

到今天，中国依旧延续了这种“传统”，一位北京市纪委干部也曾对媒体表示，在近几年调查的受贿案件中，古董字画等已经超过房产排名第一，成为涉案金额最高的贿赂工具。除了这次曝光的倪发科案，不久前宣判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被坐实收受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在更早的文强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等案件中也充斥着大量古玩字画。甚至在海峡对岸，陈水扁之妻吴淑珍，也是透过海外珠宝玉石买卖进行大规模洗钱的。

 

2009年英国《泰晤士报》进行了一有效问卷达140万份的调查，产生的一份“20世纪200位最伟大艺术家”名单中，中国无一人入选，日本入选4位，然而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在国际市场却能达到日本艺术家的10倍，这是很反常的。而这正是洗钱的副作用，那些用来当作洗钱工具的玉石字画等艺术品虚假成交价格常常虚高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再看岳敏君的例子，策展人江因风就质疑：“岳敏君同时有油画和雕塑作品，如果油画被人用来洗钱，但雕塑没有被用来洗钱，那么就会出现同一艺术家不同类型作品价格的巨大差距。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岳敏君的大型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降到每座11万都无人买，而岳敏君的油画拍卖价格达到几千万。”而相比之下，毕加索的雕塑作品和油画作品的价差也不过十倍左右。

 

 

最近几年价格一直在飙升的和田玉、翡翠和南红玛瑙也是类似。在之前的专题《和田玉：注定破灭的神话》【进一步了解，可点击查看】就有提到过，本质是透闪石的和田玉在全球范围并不稀缺，而除了中国之外在国际市场上和田玉也没有受到认可。而翡翠和南红玛瑙的情况也同样，在市场上其实有大量的俄罗斯、巴西产地的原料可以替代，在几年前，和南红玛瑙类似的优质巴西红玛瑙甚至是以集装箱为单位在向中国进口。

 

2、新鲜一些的诸如邮票、兰花等花卉甚至藏獒等宠物也成了洗钱的新生力量

 

北京鼎瀚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就提到了“邮票”作为洗钱变现工具的作用，例如“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看上去十分低调。但是送人后一转手就能换到60万元以上的现金。

 

稍年长一些的人应该还会对曾经疯狂的君子兰记忆深刻，早在20年前，一盆君子兰就曾被叫以20万元以上的高价。时至今日，一些品种的兰花依旧能卖出百万高价。

 

而《南方都市报》的一组深度报道还戳穿了当红的藏獒背后的秘密，直指其已经成为官员圈地洗钱的屏风。玉树州藏獒协会的主席尼玛在采访中就说道：为什么藏獒送礼往往可以敲开政府官员的大门？因为藏獒无价，外人很难知道几条小狗就价值上百万元。

 

另一种宠物观赏龙鱼也和藏獒的情况类似，一些原产地泰国和新加坡的龙鱼在内地的价格往往会翻几十倍，十万以上的龙鱼在市场并不少见。

 

3、而除了收藏和艺术品，文艺产业也异军突起，成为“文艺洗钱”大军中的一支

 

其实在全球看，电影和文化演出其实都是一个洗钱“宝地”。美国电影制片公司最早云集纽约，后因纽约州实施史上最严格的金融监管法律，导致黑帮无法通过拍电影洗钱，这才集体迁到当时监管相对较松且地价便宜的加州，这才有了好莱坞。而香港电影早期的繁荣，也与黑帮洗钱难脱关系。

 

201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农村放映不计入），同比增长30.18%，是10年前的18.5倍。然而，2012年国产片亏损比例却达到82.5%，远高于美国60%的亏损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节目部主任陆红实曾表示：“近两年，我国每年都有100多部烂片子不能上院线，原因之一恐怕是：不少人拍片是为了洗钱。”《南都娱乐周刊》也就中国电影圈子的“洗钱式投资”进行过报道。

 

而靠投资电影洗钱操作方式也不复杂，一般方法是拍摄预算很高的电影，但使用胶片和设置布景只用很少的钱。虽然看上去影片成本很高，是在亏本，但实际上“黑钱”早在电影上映之前就通过向关系公司采购和租用场地等方式洗白了，而电影相对于账面投资聊胜于无的票房也通过电影公司变成了合法利润。

 

此外，在中国，由于许多电影和动漫产业基地由政府主导，特别是对动漫产业，很多地方政府还在大力扶持，官员在个中捞油水和权力寻租空间更是不小。

 

帮助脏钱快速洗白打造各种“概念”，已在文化产业中形成产业链

1、中国打造当红艺术家和概念的行动就像“白痴游戏”，已成产业链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去年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灌进去，倒出来》，就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洗钱乱象予以披露。《福布斯》采访到的北京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的艺术总监梁长胜(音译)，在他看来，打造一位当红艺术家就像是“白痴的游戏”。“首先让评论家给他写文章，然后组织展览介绍他的作品(这些当然都是要付钱的)，接下来把作品拿去拍卖，可以自己出高价把它买回来，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公众定个价格榜样。当然，如果有其他人参与竞标的话就更好了”。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2008年到2011年，翻了十倍，增速全球第一。2011年，根据欧洲艺术基金（TEFAF）发布的《2011国际艺术品市场年鉴》，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在内的大中华区艺术品拍卖成交量为98亿欧元，占全球231亿欧元的42%。

 

另一方面：不少拍品疑似假货，但仍然能受到追捧，拍出创纪录的高价。徐悲鸿7280万《蒋碧薇》油画疑似是美院学生习作，2.2亿元天价“汉代玉凳”是赝品，假的宋徽宗千字文1亿成交，疑似假货的齐白石《百虾图》1.2亿成交。而在2012年，纽约苏富比更是闹出了一个被行家成为“世纪大笑话”的拍卖，一件品相并不出众的瓷器以估价800美元起拍，成交价格则是1800万美元，相差竟达两万多倍，而买家正是中国人。

 

 

在策展人江因风这些业内人士看来，这些交易都疑似洗钱。因为如果艺术品被用来洗钱，作品真假和作者是谁都不重要，反而是假的更好。而且不管真假优劣都能创造高价，最终就造就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2013年8月13日，福布斯网站发布Abigail R. Esman的《130亿美元的中国艺术诈骗》文章就指出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的就是个巨大的骗局。在过去的两三年，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曾被要求配合“洗钱调查”，而在2011年，中国排名前三的艺术品基金负责人也都被拘留调查。

 

2、开办文化和艺术公司也成为了一些官员和政协委员洗钱的“白手套”

 

被欧洲8国警方联合捣毁国际洗钱组织青田帮的头领高平，其表面形象很光鲜，是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主席和浙江省政协委员。2011年，高平还获得过由西班牙政府以及索菲亚皇后美术馆颁发的“中西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

 

高平就曾在北京大山子投资建立的环铁国际艺术城，有300余家美术馆、画廊、影视机构、艺术家工作室入驻，是大山子地区最重要的三大艺术园区之一。他还在北京798艺术区建立的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是798艺术区最具影响力和最大的艺术机构之一。

 

“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但此前就有媒体爆料，“房妹”一家除拥有大量房产外，“房妹”的哥哥翟政宏还开有两个公司，一个是河南十方艺术馆，一个是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15岁。

 

3、中国《反洗钱法》几乎不关注文艺产业，加剧了“艺术洗钱”

 

一方面，中国2006年虽然出台了《反洗钱法》，但主要是监管金融领域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对艺术品市场则缺乏监管，即使是高度疑似的天价艺术品洗钱个案，也缺乏立案调查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国内《拍卖法》规定，拍卖公司有权利对买卖双方的真实资料保密，更加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洗钱者的乐园。

 

虽然对于文艺领域的洗钱活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监管难点。但很多政府已经陆续采取步骤，使非法活动曝光。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通过了法规，当有顾客支付超过7500欧元的现金购买艺术品，或有可疑交易时，画廊业者们需向执法单位报告。美国则是要求业者在交易金额超过1万美元现金时提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