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艺术市场整体复苏，成交额上升5%；2017年上半年，全球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到69亿美元 ；当代艺术品价格上扬 9.6%；美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到 22亿美元，超过中国的20亿美元；英国和法国市场分别增长 13%和7%，为整体市场复苏做出了贡献；当代艺术品占全球成交额的 15%，而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3%。

      顶级富豪们转身化作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并非中国独有现象。140年前，美国的大亨们发家之后，便迅速把财富投向了名贵奢侈品和艺术收藏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泡沫经济下的日本富豪；到了本世纪开始，轮到俄罗斯和中东的富豪。 最近十年，中国新兴的富豪们开始发力。

      2017春拍已接近尾声。今年春拍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拍卖日程的变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因此，笔者根据拍卖日程、拍卖平台、艺术品板块与市场周期这四个因素逐点剖析了其对今年艺术市场走势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乍暖还寒，令艺术市场在行情调整的第六年后仍然蹒跚而行，市场各方正期待新周期的来临。

       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苏富比拍卖行股票正处于历史高位，这一股价变化也引发了艺术圈关注，这是否为今年上半年全球艺术品市场走向复苏的标志？业内人士认为，导致苏富比股价上涨的部分原因归功于高端艺术品市场的复苏所带来的信心的增长。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指出，艺术品配置已成为中国千万富豪理财的重要部分之一。在收藏品类上，这些顶级富豪对中国书画艺术情有独钟；其中，以收藏古代字画为主的富豪就有近14%。

     《TEFAF2017艺术品市场报告》认为，过去一年，相比之下，亚洲的拍卖市场尚属稳定，拥有全球拍卖市场的最大份额40.5%，中国市场占绝对优势。不过，今年上半年的内地春拍表现有些不尽如人意，几大拍卖公司成绩同去年春拍持平。人们依旧没有看到艺术品市场复苏的强劲信号，好在整体行情在平稳过渡之中。

      富豪为何钟情于收藏？

       中国富豪们在国际艺术品和奢侈品市场上频频出手，已经不是新鲜事。从豪车、飞机到艺术品，富豪们在国际奢侈品和艺术品市场是一掷数亿，但在国内舆论中却每每遭受非议。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首先，富豪们花自己的钱，无可非议，我们的法律也保护私有财产。其次，也有需要重视的问题，多数人的努力通过分配化为少数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却买回来一堆奢侈品，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富豪财富观念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保值投资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体系的问题”。

      宁愿买奢侈品的富豪们

       短时间里暴富的富豪们，转身化作高档的奢侈品、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并非中国独有现象。140年前，美国的大亨们发家之后，迅速把财富投向了名贵奢侈品和艺术收藏品。30年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泡沫经济下的日本富豪，到了本世纪开始，轮到俄罗斯和中东的富豪。

       最近十年，中国新兴的富豪们开始发力。仅佳士得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在2013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全球的销售金额中贡献了22%。中国富豪们在海外豪掷万金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李银河说“在中国，确实有一群富豪，钱多得没地方花，我曾经听冯唐讲，在深圳，有一个俱乐部，会员大多是高级经理人、富豪、富二代等等，他们请冯唐去讲投资、经营之类的理念。”

      能够在海外大手笔的花钱，至少说明我们的富豪正在越来越多，李银河说“至少比大家都是穷光蛋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代，谁会有能力花亿万财富去买什么艺术品。所以，这说明中国的财富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增长，应该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

       投资、保值，是诸多富豪购买收藏品、艺术品的理由，李银河说，“投资也好，保值也好，都没什么问题，我们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自己的钱，愿意怎么花都成，别人也无权置喙。问题在于，花钱的方式很多，当年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来中国倡议中国富豪投身公益、做慈善的时候，应者寥寥，他们为什么宁愿买奢侈品，也不肯为公益投资呢？我想这里面有思路的不同，也有境界的差距，最起码，跟人家比，差了点了”。

    造就了富豪

     曾经有经济学家批评，“开放三十年，飞速发家的中国富豪们，以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赚的，其实不是，财富的累积是社会分配的结果”。胡润富豪榜现实，中国的百亿富豪数量已经超过三百人，十年前，只有一位。富豪数量高速增加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李银河说“贫富分化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里面有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不合理的原因。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书里面说历史发展自有方向，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有的社会都在向现代化这个目标前进。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无法回避贫富分化的问题。我赞同这个观点。就财富的分配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保护私有财富是必然的道路，没有私有化，经济就不会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如何解决，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严峻。李银河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基尼系数只有0.2，可以说是财富最平均的时代，但那样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几乎停滞，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基尼系数也在飞速提高，已经达到0.5。我们都知道，基尼系数0.4就是警戒线，达到0.4，贫富分化就非常严重了，社会就可能乱。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意味着利益调节出了问题，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平。所以，必须想办法，把基尼系数降下来。降下来的办法，就是财富的二次分配，比如税收，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杠杆，比如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遗产税的征收等等，这些都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到了必须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文化收割财富

      一种说法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低端产业、基础产业累积而来，本身极少有因为技术创新等方式获得的。而这些凝聚了多数人努力的财富，通过社会分配机制流向少数富豪的手里，最后又被几件艺术品、奢侈品轻飘飘地赚走。

      正如学者们批评当年的日本富豪，“当经济高速发展时，集多数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被人用几件高价的艺术品轻松地收割而去，而当经济下行时，这些高价买回来的艺术品，又被人以低价重新买走”。

       其实讨论谁更精明没有意义，关键还是在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模式。李银河说：“国内工人的工资太低，这是事实。许多学者讨论中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认为竞争力来自劳动力的低廉，通过廉价的报酬，甚至是欠薪、不交社会保险等方式，尽可能地把大家的钱都榨出来，分配给少数的富人。而且，中国有农村这么大一个劳动力的水池，在水池抽干之前，可能很难改变。现在这个水池已经基本上用光了，以后可能劳动报酬方面会有所提高”。

       比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李银河说“西方人的工资怎么提高的？他们有工会，可以和资本的掌握者长期博弈，最终提升待遇。我们现在也应该大力支持工会，同时切实地落实劳动法等等，在劳资纠纷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个体的劳动者力量太小了，基本上没办法对抗资本，成功率太小，而且风险太高，一个积极维权的工人，可能权利没有维护住，反倒丢了工作，甚至连别的地方都不肯雇佣他，这是不正常的。特别是那些血汗工厂之类，不能让他们肆意妄为，如果他们毫无节制，可以随意压榨工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成为新的富豪，就无法体现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态度再明显一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上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

        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这也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伦理和观念。但是，财富来自于社会分配，那么是否也有更好的处置方式？与其满世界购买高价的艺术品，为什么不赞助几个国内的艺术家呢？甚至为什么不做一些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呢？

      李银河说“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这是可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都是裸捐，他们明白财富来自于社会，也会尽最大的力量回馈社会。我们的富豪为什么不能？我想应该鼓励富豪投资公益事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把财富回馈到社会中，为社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这就需要给他那些愿意从事公益、慈善的人更多的荣誉，就好像比尔·盖茨他们，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赞誉。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涉及的领域，成立的那些基金会，涵盖的层面非常广，涉及许多非常具体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忽视富豪为公益做出的贡献，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鼓励他们去奢华享受，去为了一些奢侈品或者收藏品之类的一掷万金，李银河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豪都会去买那些奢侈品之类的东西，前一段时间我去美国，我们那个团里就有两个百亿身家的富豪，他们给大学捐钱数千万，但是人们很少知道。所以，我觉得，舆论的作用也很重要，不要总是宣扬那些不好的事情，增加仇富情绪，更应该多注意那些肯做公益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无偿奉献，没有巨大的社会荣誉的推动，可能很多人就干脆不做了。相反，如果做公益的人可以享得声誉，那么我想愿意的人会很多。